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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难逃!湖北:一场 #武汉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之下的官场现形记

武汉肺炎来势汹汹,正当中国网民满腔热忱的以为以中国政府的雷霆之势将会在极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时候,湖北省政府特别是湖北省省长王晓东的一系列操作让网民如坠冰窖,活脱脱演绎了一把湖北版官场现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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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省长王晓东在2020年1月26日的湖北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多次出现口误,引发中国网友声讨。图为疫情下的中国。(AP)


在2020年1月26日的湖北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湖北省省长三次念错口罩生产量,把湖北口罩生产量的“108万只”错念成“108亿只”和“18亿只”。如此“不走心”的错误让众多网友愤怒。而此次疫情面前,这位王省长的失误不仅仅于此。

“物资储备充足”与以协和为首的众多医院求助帖引爆网民愤怒。2020年1月23日,王晓东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彼时湖北的“物资储备充足”。而与此同一时间段,湖北省中医院、华科协和医院、湖北省儿童医疗中心等8家医院相继发出通告,向社会各界征集捐赠防护物资。一时间网友们质疑声四起,前脚省长刚向外界释放出物资充足的信息,后脚便有多家医院纷纷发出征集物资通告,显然作为湖北一把手的王晓东对于湖北彼时的医疗情况是不甚了解的。而当时已是武汉防疫工作的关键期,距武汉肺炎开始时间(2019年12月30日)已近足月,作为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王晓东的反应让网友大跌眼镜,被网友戏称“物资充足王省长”。


治理能力的缺失也让王晓东多次被网友诟病。武汉从发出封城通知到最后封城,中间近8个小时的空白期让武汉人员大量“外逃”。根据中国铁路武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武汉“封城”的前一天,近30万人次通过铁路离开武汉,而这30万人流散到各地,加速了中国疫情的控制难度。这一失误是作为疫情指挥官本可以避免的,对政策的错误预判导致现在疫情在中国的“全面开花”,王晓东的“罪责”似乎很难推脱。

除此之外,湖北红十字会的一系列操作也侧面印证了防控疫情总指挥官王晓东治理能力的不足。武汉疫情后,全国的医疗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武汉,甚至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其他国家爱心人士、政府救济等物资纷纷发往武汉,在这种倾全国甚至半个地球的的资源之力支援武汉的情况下,仍然有不少武汉医院发通告表示物资紧缺。这让众多网友疑惑不解。追踪发现,作为武汉救济物资接收地和分发地的武汉红十字会是造成物资“不匹配”主要原因。而作为总指挥官的王晓东在舆论纷至沓来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作出相应调整,任由这种捐赠者与接收者物资不匹配的局势进一步加剧,也足以说明王晓东作为武汉防控疫情总指挥官的能力。

政府角色仍未在湖北官员心中有所转变,旧式“官老爷”做派仍有余印。在武汉疫情发生近一个月的2020年1月21日,王晓东口中的武汉防疫“关键期”,湖北省政府仍然举行春节团拜会,并且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等悉数参加。在疫情严重、感染性强的情况下湖北省领导班子仍然为了展示湖北“盛世”,不顾“生死”,大规模人群聚集,足见湖北省政府官场的“官老爷”风气。助

与网友对于湖北省省长全网声讨不同的是,河南省省长的一系列防疫操作获得了一片叫好。河南省早在2020年1月20号之前就做好了防疫布局,并下沉到具体乡镇,设置湖北回乡人员劝返点、防疫横幅、宣传口号等多种形式将防疫工作做到最基层。除了河南,山东、浙江等地的防疫工作也广受好评。

疫情是考题,在疫情面前,地方政府官员的执政能力一览无余。在没有重大灾祸事件发生时,一些地方官员可能都是及格的,但是一旦发生类似疫情的重大事件,官员执政能力、统筹能力、是否真心为民解难等问题的答案便也清楚明晰。

亲历者手记: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官员

武汉肺炎疫情大范围爆发后,我的湖北同学们、老乡们和微信朋友圈的朋友们,他们或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光谱,或根本不关注时事,或本身是亲体制的公务员,但都有一个重叠共识,即对湖北、武汉的相关官员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的深深不满。这种不满除了没有反中情绪之外,与修例风波时期港人不满于港府官员高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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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一家发热门诊,目前武汉疫情已经大爆发,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关注。(AP)

就像新闻上已经披露的那样,其实早在2019年12月8日武汉就出现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据专门收治肺炎患者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法,12月29日、30日左右,随着转诊的病人逐渐增加,他就“觉得这个疫情可能有些严重,有点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就已派出第一批专家组来武汉调研和指导疫情处置。如果当时武汉市政府和国家卫健委能及时公开信息,果断采取措施应对疫情,何至于今天。

遗憾的是,武汉市政府和国家卫健委非但错过了最佳应对疫情时间,隐瞒疫情真相,反而还动用警察权,将8位在微信群里提醒亲友注意不明肺炎的医生处置为造谣者,导致知道真相的医护人员不敢言。一个备受诟病的事情是,国家疾控中心的一众专家早就获悉武汉肺炎人传人的真相,却没有公之于众,而是自私地谋取学术成果,忙着在海外顶级医学期刊发表论文。直到钟南山领衔的第二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来武汉调研疫情后,真相才被揭开。而那时武汉市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再采取措施和披露真相,已经明显晚了。

更令公众无法忍受的是,湖北省、武汉市官员在应对疫情时,荒腔走板,手足无措,统筹协调混乱不堪。湖北省长在武汉封城时口口声声承诺“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结果迅速传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物资短缺的消息,尤其是医疗物资严重供应不足,包括武汉市一众三甲医院在内大量医院频频出现医疗防护用品告急。尤其离谱的是,武汉乃至湖北省许多医院向外界发出求援信息后,来自各地的大量捐赠物资竟然一度因为武汉市红十字会等职能部门的傲慢和低效、繁琐审批程序而不能及时发放。

因为前期组织协调的混乱和决策时严重考虑不周,武汉市医院床位非常短缺,以及公共交通突然暂停带来的交通不便,大量身上可能携带病毒的疑似患者除了部分可以侥幸坐上出租车前往医院,许多要么由于前往医院不便、确诊难而只能困在家中自求多福,要么只能忍着身体不适,徒步或骑自行车前往医院。纵使去了医院,一些疑似患者因为医院床位和防护用品不够而被迫辗转于多家医院都未能被收治,其内心的焦虑、失望和痛苦,令人心酸。

而在武汉肺炎已经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先是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举行了4万余家庭参与的“万家宴”活动,后是湖北省和武汉市官方组织了大型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其防护意识之差、政府之不作为,举世哗然。更有甚者,像刚被免职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她负责的黄冈市是仅次于武汉的疫情重灾区,可当督导组询问黄冈市疫情信息时,竟然一问三不知。诸如此类的情况导致民怨四起。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表示:“我个人认为武汉市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此都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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