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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 受困的心

 撰文:许知远

本文写于2009年末,它试图描述在一个迅速富强的国家中,个人世界的困惑与焦虑。重新刊发这篇文章,或许对此刻的社会,仍有某种启发。

 

当一个社会缺乏个人意识、独立思想,对多元价值缺乏理解与尊重,它常滑向偏激,具有一种自我破坏的冲动。

 

1

《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把莎拉·艾默里推到了影响力的巅峰。在十九世纪美国女性世界,艾米莉·狄金森是最深邃的心灵,艾默里则代表着亢奋与愤怒。一直到一八九五年去世前,她是个不停息的讲演者、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宣传册作家。狄金森对着自己的内心喃喃自语,艾默里则在中西部的农民中找到了广泛的共鸣。

这本书出版于一八八七年,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它的印量超过了三十六万册。倘若考虑到美国只有七千万人,他们分散在如此广阔的疆域,还有无法计算的盗印,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

艾默里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即将死亡的共和国的受奴役的人民”,很多美国人相信自己正是其中之一。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迎来了一个镀金年代。开采石油、架设铁轨、钢铁厂的烟囱高高矗立,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年代。纵贯大陆的铁路网,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被海底电缆连接的大西洋两岸,从澳大利亚到阿根廷再到古老的中国、印度,它们都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都与一个美国农民的生活牵连到了一起,这是一场全球化的浪潮。

 

《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

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无限的机会,他们成为了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石油大王、棉花大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更多的人则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正被扯进了无法理解的动荡中,农民发现收成卖不了原来的好价格,辛苦的劳动却带不来生活的改善。

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正在兴起。一个美国是新的财富与权力的傲慢与炫耀,是工业家、金融家、城市人的美国,是传统道德的消蚀。另一个乡村的,是勤勉、节俭、纯真的美国。它正残酷的被前一个美国盘剥——南北战争是它的象征,工业的北方战胜了庄园的南方。

到处酝酿着不满与躁动,昔日稳固的信念也动摇了。这块大陆曾经许诺给每个人以自由与富足,“新边疆”诱惑着一代代人移居此地。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机会正在减少,他们被一种无形却强大的力量操纵着。

而艾默里为这些所有的不安、焦虑、愤怒、困惑,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是华尔街的银行家,他们令美国堕落。

还有人把莎拉·艾默里的指控推到了更远的地方。在另一位小册子作家威廉·哈维的眼中,不是华尔街,伦敦的犹太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是一切灾难的源头,他们要摧毁整个美国。一八九四年的《硬币的金融学校》比七年前的《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更为畅销,它在十一个月里卖出了四十万册,一位国会议员发现——“报童在每个火车站叫卖它,每个雪茄店都有售……几乎每个人都在读它”。

 

许知远:受困的心

梅耶·罗斯柴尔德

很少有人记得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更不会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它们是夸大其词、种种偏见的产物。但倘若你要去理解十九世纪后半页的历史,它们则无法错过。它是美国在卷入都市化、全球化、货币化过程中的伤痛与焦灼。它也为理解人类社会的迷狂与偏执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材料。当一个社会陷入思想上的混乱与内心的焦虑时,简单、武断的结论——不管它多么缺乏理性——往往能掘取住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它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诱惑与灾难的源泉。

在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中,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的阴谋论既不新鲜、也未终结,它们以各种面貌出现。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发现,早在建国之初,美国人常常忧虑于来自欧洲的国际阴谋,它正试图摧毁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阴谋主要来自于政治与宗教领域。到了十九世纪末,它变成了金融与经济领域的威胁。而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不再忧虑于欧洲,但东方共产主义则笼罩在人们心头。人们不再天真的相信威廉·哈维式的阴谋——连美国总统克利夫兰都不过是犹太银行家的代理人。但这样的谣言却在上空飘荡——约翰·肯尼迪是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他的遇刺是因为没能完成苏联共产党交给他的任务,没能在美国迅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而在世界范围内,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则从不缺乏呼应者。它可能是十七世纪英国的捉巫行动,是一九二零年代的德国,很多德国人相信是犹太人让这个伟大国家输掉了大战,陷入了屈辱。也可能是一九九零年代的日本,一些日本人觉得是美国金融家强迫签订广场协议,洗劫了繁荣的日本经济。最新的例证是二零零七年的中国,一位叫宋鸿兵的业余历史学家写作了《货币战争》一书。

与《硬币的金融学校》、《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一样,《货币战争》宣称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秘密。滑铁卢之战,六位美国的死亡,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亚洲金融危机,一位旅居美国的业余历史学家言之凿凿的宣称,这些横跨两个世纪、彼此无关的事件,都缘于一小群国际银行家争夺“货币发行权”,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其中最显赫的角色。

出版方勉强的接受了它。它文笔粗糙,逻辑与事实似乎都不令人信服,至多能卖出一万册。作者也毫无期待,宋鸿兵出生于六十年代末的四川,九十年代初前往美国,做过程序员、分析师,与大部分美国中产阶级唯一的不同,他还是一位历史爱好者,这本书是个人小小虚荣心的满足。

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册,盗版散落在全国街头的小摊位上,不仅是公众热情的拥抱了它,一些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也为之所动。“某些企业的高管最近来问我,这一切似乎确有其事”,一位经济学家说。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在私下里说,一位副总理问他这本书能否作为决策参照。一些政府部门则批量购买,分发学习。而作者则变成了中国身价最高的演讲者,一位大众英雄。他被《商业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的四十位人物之一,与胡锦涛、王歧山、柳传志、章子怡并肩而立。被意外的成功震惊的业余历史学家变成了舍我其谁的预言家。两年前他说“我从未想过,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就连高层领导人都会阅读”。两年后,他的名片上印上了“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出席论坛、报纸与电视上,为公众阐述他的“货币战争”的理论。

这本书为何如此成功?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引起太多读者的兴趣。即使犹太人能激起中国人某种特别感情,它也于阴谋相差甚远。中国人赞叹犹太人的金钱控制力,中国最富经商才华的人群,温州、潮州人经常自称“东方的犹太人”。犹太人甚至增加了中国人的自傲,是中国文化将独一无二的犹太文化同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对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慷慨救助。

引人入胜的是阴谋论与及这种阴谋论与中国的关系。“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十八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他相信“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战争的对手是美国的金融官员与银行家,他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种形态的继承人。倘若罗斯柴尔德要为十九世纪的历史负责,那么这群美国的金融家们则是瓦解苏联、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人物,而中国则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2

与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一样,一九七八年后的中国是另一个“镀金时代”,经济增长是时代主题。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与物质匮乏之后,人们什么都想生产,什么都想消费。理想已经破灭,物质代表着最后的自由与希望。欲望也催生了惊人的变革,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这诸多力量的产物。最初人们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们更自由了,生活的可能性被拓展了,从前的禁锢被打破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则不断的提高。

他们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新的焦虑也随之而来。你的阶级出身、政治面貌、学历程度都不再重要,却发现金钱正成为新的主宰。生活的一切,都被金钱化了,自由、尊严、爱情、友情、个人价值、生活意义,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更糟糕的是,你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的系统中,并不一定能成功,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也很难保持。金钱是那么不稳定,数字是那么的赤裸裸与残酷,它给你带来即刻的满足,也令你陷入的无穷的焦虑。你看到一些人变得如此富有,昔日平等的朋友,如今的生活却是如此不同。一种更可怕的预感是,机会正迅速的减少,财富的分配已然定型。成功者们也没有过人的勇敢与智慧,依靠的是权力关系。你对他们既羡慕、又愤愤不平。

股票市场像是这金钱化的人生的缩影。大盘上升的曲线和上涨的数字,成为了欢乐与幸福的来源,生活变成了抽象的数字。空气里到处是金钱的味道,它挑逗起无穷的欲望,也引发不安。但股票市场却陡然崩溃了,你甚至说不清原因是什么,只是知道自己拥有的东西突然少掉了一半,像是一个强大无比、又无形的劫匪突然把你洗劫一空,你觉得命运不在自己的手中。

 

许知远:受困的心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涨的股票带来的安慰消退了,生活的不安全感却不断增加,你不仅买不起房子与汽车,还要忧虑食品有毒,医院的见死不救,孩子怎样上一所重点小学……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的财富,没转化成社会保障系统,也没建设出足够的公共设施。突然之间,你发现一个小小的家庭,要承担起整个社会失序的后果。你要早晨起来送孩子、陪他做作业到深夜;每天要在令人绝望的交通系统里耗上两个小时;要想办法托各种人情关系,在医院里为父母找一张病床……所有昔日能给你带来暂时安慰的网络,大家庭、朋友、甚至办公室里热心给你张罗对象的大姐,都慢慢消失了。你要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竞争场里,孑然一身的战斗。

一种更强烈的感受也随之而来,你觉得中国越来越富有,身边的一些人越来越富有,自己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什么都在涨价,自己的收入却没上涨。你觉得生活被一种莫测的力量左右。

电脑屏幕中的虚拟世界可以暂时抚慰你,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挫败与愤怒。它也给你新的问题,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拥挤到面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要了解这么多东西,从水景住宅到磁悬浮铁路,从汉武大帝到股票市场,从流水线管理到Web 2.0,从山寨手机到雷姆·库哈斯的建筑理念,从梁朝伟的眼神到迈克·杰克逊的舞步,从道琼斯的指数到人民币的汇率。你也听到了很多人谈论中国的奇迹,中国不仅被世界影响,也正在影响世界,全球的金钱正涌向中国。在把Made in China输送到全世界之后,中国进入了全球化最后、或许也最难以理解与控制的过程——金融的全球化。原有的不安全感,随着这一更复杂的进程的到来加剧了。股民们早已谈论了很长时间,海外的热钱如何洗劫股市,如今这种危险似乎变得更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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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货币战争》击中了公众的心,给予他们日渐不安的日常生活某种解释。但是那些领导者呢,他们理应掌握着更确切的情况,他们也该有着更长远的判断,如何会被这种拙劣的阴谋论所迷惑?

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感慨中国的政治生活缺乏“现代人”。获取权力的人,不是那些了解现代世界的人,而经常是那些更熟悉中国传统游戏规则的人。中国政治的封闭性,让领导人成为天然的阴谋论的信奉者,他们的每一次升迁,不都是建立在某种意义的阴谋之上吗?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领导人有着双重的角色。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他们遵循一套游戏规则,这套规则以权力斗争为核心,察言观色、明哲保身、熟练的运用意识形态为自己辩护、没有原则的个人忠诚,是他们能力的表现。但当中国要进入国际舞台,要谈论全球经济、气候变暖,和其他领导人同台辩论时,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扮演这一新角色。他们在无穷的政治斗争中历练出过人能力,却对如何运转一个现代国家,理解金融体系,几乎一无所知。当他们内心慌张时,他们就必须用更空洞的概念掩饰无知。经济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货币汇率则是民族大义。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正常的解决方案,必须要服从国家利益。汇率不再是汇率问题,金融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是另一种战争,而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可以动用一切非常规手段。

 

3
帝国主义再次回来了。在宋鸿兵迅速兴起时,只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欢迎度堪与作比。与前者业余历史学家的出身不同,郎咸平接受过最好的经济训练,是一位商学院的教授、一名言辞锋利的脱口秀。但在过去两年中,他公开宣扬他开始阅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他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书有着这样的名字《产业链阴谋》,《新帝国主义在中国》。郎咸平为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人们普遍的被剥夺感,寻找到一个真实、似乎也是可信的敌人——金融资本主义不正是帝国主义的最高形式吗,它早已经残酷而无形的掠夺了我们。
这是一个官方与公众都乐于接受的解释。它不仅似乎也有道理,更与这个国家多年来的内心感受有关。一个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熟悉这样的论调——近代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帝国主义带来的。倘若你对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感兴趣,你也可以阅读历史学家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它为近代中国丛生的问题,找到了帝国主义这个便捷与愤慨的答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胜利的前夕,它的主张与理念,令很多人相信——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将在新政权到来后迎刃而解。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我有一九五三年的第三版,五三年,是朝鲜战争最后时刻。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帝国主义”取代了“八国联军”,试图扼杀中国的独立与强大。
如今我们知道,胡绳是一位深陷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而朝鲜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强调,是另一种国内动员的方式——他渴望不断革命,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中国的革命模式。但仅仅用“宣传”来理解胡绳的著作,有失偏颇。他的确触碰了很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屈辱感不断增加。这种屈辱庞杂而暧昧,它来自于战乱、颠簸、死亡,也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贫困、不公。伤害你的可能是长官、警察、投机商人、黑帮、甚至是身边的朋友,这是个物质匮乏、道德失序,人人彼此争斗的年代。而在所有压迫你的等级中,西方的外来者,似乎占据着最高等级。他们在自己的租借区,过着与那个混乱、贫穷、肮脏的中国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傲慢、高高在上、有时还用大炮轰击我们。似乎没人能触碰他们的特权,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要小心翼翼的处理“天津教案”,这样一个再造帝国的人物,竟然担心得罪洋教士;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的老佛爷,则仓皇离京;不管是僧格林沁的精锐之师还是义和团的刀强不入的神功,都不敌他们的枪炮;帝制推翻了,共和到来了,但是他们的特权没有一丝触动,甚至延伸到更广泛的地区,开办工厂与洋行,到处是洋布、洋火、洋烟、洋油,中国军事强人们,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必须竭力寻找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却日渐分崩离析,到处是挫败、愤怒与绝望。
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帝国主义”的谴责,更适合释放这种挫败、愤怒与绝望了。它不仅是等级秩序中的最高层、也是一个外来的异端,距离普通人足够遥远。对他们的谴责,既合情合理,更是一种团结自身的驱动力——在一致对外的情绪中,中国内部的分裂与矛盾,可以暂时忽略。它也是一种“受害者”情结的释放——中国人和中国,都是受害者,他们不应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帝国主义者要为此负全责。
胡绳的著作暗藏了这样的逻辑——从满清到民国(他只写到一九二四年,否则一定要包含国民党政权),所有的中国政权也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加深了中国的困境。而只有共产党的到来,中国才可能获得独立,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离去,中国将重获强大与繁荣。
 
许知远:受困的心
胡绳
新中国赶走了洋行、查封了他们的财产、驱赶走他们的外交官,并的确出人意料的在朝鲜战场了与美国人打了个平手——尽管中国的伤亡惨重,但对于一个新生国家来说,这却是惊人的成就,倘若再追溯之前的漫长屈辱,它不仅是第一次战胜西方国家,还是最强大的一个。
中国赶走了很多帝国主义者,却投入了另一个帝国主义者的怀抱——苏联,尽管它被称呼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这种关系破裂后,中国真的摆脱了所有帝国主义的影响。但伊甸园并没有随之而来。相反的,它是一连串更深的困境。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要比之前所有的战乱与入侵还要多。尽管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仍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它们仍在围困着中国,是它们的封锁与制裁,才使中国陷入如此困境,他们还想实行“和平演变”,彻底推翻中国为之不易的稳定。矛盾不仅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也深入人心——一方面,我们对“帝国主义”忧虑重重,它们仍无处不在,“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仅仅是一只“纸老虎”,它一戳就破,它的脆弱证明我们的强大……但是它现在以金融家的面貌又回来了,它是另一只纸老虎吗?

4
人们对于货币战争的焦虑,对于新帝国主义的恐慌,发生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之时。世界惊呼中国的全球并购,对它庞大的外汇储备震惊不已,而它的GDP增长数字如谜一样引人遐想。
中国像是在极度的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一方面,它在自己的辉煌中自得,认定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它又觉得自己脆弱不堪,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
类似的例证不断出现。在盛赞中国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文版上,编辑特意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导读:“一八零零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在导读旁,是对鸦片战争的描述——中国人相信这场战争把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央帝国,推进了一个接一个的屈辱。这可能是编辑下意识的举动,却流露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情绪——即使在大声宣扬我们的成功时,仍不忘提醒别人,我们曾是受害者,依然还是。
甚至对中国的赞叹,也可能是阴谋。《西方热炒”中国模式”疑”捧杀”日本为前车之鉴》,一份报纸这样宣称。它认为,西方人谈论“中国模式”,是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中国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出牌;按照“西方方式出牌”则意味着悲剧,日本是“前车之鉴”,正是西方在三十年前对“日本模式”的盛赞,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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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名作《日本第一》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它与中国的固有结构有关。十三亿人口造就了规模上的胜利,也使所有成就变得微小。你可以在数字上看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也可以体验到人均收入第一百二十七名的贫困。制度的失败,加剧了这种失衡感。大城市的繁荣与衰败的乡村,让人感到像是在不同时空穿梭。你也会发现,一个能发射太空飞船、举办奢华奥运会的国家,却无法给婴儿们提供干净的奶粉,无法给年轻人提供开启心灵的教育。在国家力量上它无比强大,但个人的命运却经常脆弱不堪。中国的崛起创造了胜利者,也带来了更多的失败者,他们要承受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失利,也有精神上的失衡,一个错乱的社会系统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无穷的羞辱。
它更是信息操纵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政府封闭了人们的眼睛与耳朵,只按照政治需要来提供信息。尽管从不知美国的模样,每个儿童也会大声谴责“美帝国主义”,指责“苏修分子”,并自以为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现在,信息似乎难以钳制,但是官方依旧有力地塑造舆论。人们在公共空间很难看到、读到关于中国深层困境,以及不同声音的争论。不断被强调的是十三亿集合的成就,个体的悲剧总是被遮蔽。当引述外来者对中国的评价时,人们经常忽略西方社会多元的声音,而是截取片段的信息。有时,中国读者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感受——从美国到非洲,整个世界都在赞扬中国。然而,尤其是中国与美国、日本发生摩擦,以及涉及台湾、西藏问题时,则会出现另一种截取信息的方式——整个西方都要扼制中国,对中国充满敌意。在公众眼中,国家形象经常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幻象中摆动。对于更为复杂的公共议题,不管是金融政策还是外交关系,讨论不仅受限于意识形态,也受限于知识的不足。由于集体性的无知,任何简单的答案都充满了诱惑力。
官方还努力重塑记忆。一些外来的观察者很容易发现,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历史耻辱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新丑条约、中日战争,每个中国人都熟知这些历史事件。近代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被不断瓜分、无比屈辱的历史。“百年国耻”贯穿在中小学的课本里,也出现在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电影、报纸、杂志、电视屏幕上。往日的屈辱也为今天的“阴谋论”增加了新的燃料。
记住历史并没有错,但有选择的记忆,则经常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它使“历史幽灵”以奇特的方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你会惊异地发现,这些二十岁、从未受过苦的青年人,总把“百年国耻”挂在嘴边,每当与外来者发生冲突时,就熟练地用出来。他们也不习惯多元的声音——而是把任何不同的主张,都理解成一种对抗,把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行为,都视作一种侮辱。
个人生活中普遍的不安全感,对历史耻辱的强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无知,公共空间的单一化,反省意识的缺乏,这一切都酝酿了极端的公众情绪。不安全感与屈辱,很容易转化成愤怒、仇恨,甚至进攻性。

 

5
这只是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思想与情感混乱吗?低估这种情绪是危险的,它也不会自然过去。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激起的焦虑与愤怒,转化成十九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变成了美国军事扩张的基础。就像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评论的:“人们经常用冒犯来回应挫折,通过威胁他人而缓和自己的焦虑”。一八八零年代美国的不安情绪,到了九零年代则开始变得更具侵略性、更为军事化。美国人从担心“罗斯柴尔德”的英国式阴谋,发展到扬言与英国开战,以洗刷生活在英国阴影下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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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哈维
美国最终开战了,尽管对手不是英国。美国声称,要把古巴和菲律宾从西班牙的腐败控制下解脱出来。多种原因驱动了这两场小规模战争,这与美国报人普利策与赫斯特的煽动有关,也是美国精英实现其雄心的手段——他们大谈美国的使命与责任,要通过战争寻求荣誉,把美国从庸俗的资本家手中抢夺回来;这当然也是狂躁的公众情绪释放——人们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恐慌,愿意投身到任何极端行动中,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困境。这种情绪可能演变成一场暴乱,也可能是一场对外战争。野心家们会乐于操纵这种情绪,也有可能被这种情绪所吞噬。总统麦金莱发现,他不得不去发动与西班牙的战争,否则无法应对国内激愤的群情。美国最终从这股社会不安中摆脱出来,但它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国内的进步运动——它对社会疾病逐渐地加以医治,让美国康复过来。
此刻的中国呢?你也可以说,这种情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暂时迷狂,《货币战争》、《新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谈资。同时作为谈资的还有《中国不高兴》与《中国站起来》,它们也象征着恐慌与焦虑,正转化成愤怒与暴力。对“货币战争”的忧虑则升级为“肢解中国”的恐慌——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即将到来。一位名叫戴旭的军事理论家,像是宋鸿兵与郎咸平的另一个翻版,他说“中国正在陷入C包围圈”。他的语调中充满悲愤与绝望——倘若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迅速扩充与调整,它不仅是个被剥削的问题,而关系到亡国与否。
一种更为咄咄逼人的情绪也已出现:“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摩罗在《中国站起来》里写道。
这或许仅仅是失意文人赢得公众注意的花招。但中国政府的某些行动,似乎正是对这种情绪的响应——它宣判了一位英国籍和一名日本籍的毒贩死刑;在部分庭审不公开的情况下,把力拓三名雇员送进了监狱,其中一位澳大利亚籍人士则被判长达十年的徒刑;它在审查上毫不松动的立场,令谷歌公司撤离中国……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结果,更是政治上的需要,中国正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排外姿态,它多少是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的抚慰。
你可以说,西点军校的理论家们日夜不停地谈论与中国的战争,美国记者时常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这样的著作,商业节目的主持人整天在叫喊“中国威胁论”。既然如此,你又何须忧虑中国的类似言论?但美国是一个充满内部制衡的社会,即使陷入阴谋论的时刻,仍有强大的质疑之声。我不断引用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正是在极端主义汹涌时,写出了影响一时的《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社会难免陷入迷狂,但若缺乏自省的声音,迷狂转容易变成狂躁的破坏力。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不同取向的社会机构,政治上的制衡与自我纠正,把这些极端性纳入轨道。
 

许知远:受困的心

理查德·霍夫斯塔德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如此幸运,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曾滑向另一个极端。阴谋论和屈辱感都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无一不认定自己身处一个四面危险的困境,无一不认定世界对自己充满误解,无一不觉得自己受尽屈辱,无一不坚信自己的国家及文化的独特性,无一不压制社会内部的争论,无一不试图让自己的国民确信——个人毫无价值,唯有献身于国家才是崇高的人生……在这样的时期,社会转型的痛苦,历史的屈辱,野心家的煽动,对荣耀的渴望,奇妙地混杂在一起,酿成一杯浓烈、诱人的苦酒。在这杯迷人的苦酒之后,转型的震痛变成了难产。
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一方面,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到挫败及愤怒,人人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带来了惊人的幻觉,同时对昔日的屈辱和别人的阴谋念念不忘。政治的封闭压制了自省与质疑的声音,独立的社会组织难以生存。当愤怒和焦虑不能转化成建设力量时,它们也就常常演变成破坏力。它们也加强了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因为投身其中可以暂时忘却孤立无援、挫败与困扰,可以享受到片刻的虚荣与权力……但这虚荣与权力,却很可能通向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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