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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 疫区日记: #武汉人 失去了故乡,在全国开始流亡

封城以后,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姥姥每日清晨的遛狗。她戴上口罩,五六点的时候出门,待到早饭,给我们新闻通报。今天又没有碰到一个人,她说。

 

到了一月二十五日,大年初一,她说,今天我没走到桥就返回来,在桥上,红袖章的人,直晃晃地盯着我,我想,这是不让过去了吗。

 

这一天,我们得知,封城加紧,各区隔断,江也不过去。邻居去亲人的小区,在门口被拦下。

 

不一会,传来消息,中心城区禁止私家车。湖北的城镇,一个个封锁,沦陷。沙堆和路障出现在高速路口。有的乡镇,公路被生生挖断。

我们快要习惯这样的传播方式:先是传闻,再是辟谣,最后是证实。

 

无法在第一时间,相信所有的传闻。它们像洪水,从早到晚,淹过头顶。庞杂,冲突,一团淤泥。我们时刻查看确诊和死亡的人数,往往隔上几个小时,等到一次更新。

 

企业和街道在统计确诊病人的信息,职工每日上报身体状况。密切接触病人的,要仔细回忆见面的情景,十四天里记录体温。

 

一个消息,一个举措,拉扯出无穷问题。为什么凌晨两点通知封城?封城之后发热看病怎么去?中心城区禁行机动车,车主遵循短信通知,又是什么车禁止,什么车通行?小区安排车辆,应急和购物,谁来负责和使用?

 

一天,在这样无效的追问里度过,像是在爬循环往复的螺旋梯。

禁行打乱了方兴未艾的自助运动。封城初始,公共交通停摆。志愿司机组成运输队,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从城市边界接手捐献的物资,酒店为医院员工提供免费住宿,餐厅保持外卖畅通。

 

现在,民间自助运动丢了腿,大街陷入与日俱增的静默。想要尽力的人,找不到可以施展的地方。官方说,待在家最负责任,轻症的病人也一样。

 

潮水般的信息询问,武汉状况怎样。没人知道,武汉人也一样。

 

没人再敢轻易上街,没人敢轻易去医院。“当地”消失了。

 

我们还活在这片土地上,又悬浮在空中,不着地。我们和外地人一样,要从社交媒体上,揣度真假,了解一公里外的事态。

当外界的愤怒,同情,漠然,隔空传来,本市的人们尽力把生活过出正常的样子。除夕当日,我们清点家里的余粮,统计大米和面粉,水果和蔬菜,把存货挪到冰凉的露台和地下室。起码够两周了,姥姥说。

 

本来准备过年聚餐,亲戚都没来成,倒成了幸事。自从听说父亲工作的企业,有两百多回不去家的工人,姥姥每天在吃饭时,便念叨这些人过年的伙食。

 

除此之外,她的心情尚好,北方老家的电话不断,多年未联系的亲戚,连她记不得的,都打来电话问候。她才相信,自己没有被忘。

家庭群内,大家分享年饭的照片,缩减了规模的饭菜。母亲说,我们的就别照了。父亲说,我们摆几个空盘子,给他们发过去。下午包饺子,姥姥说,拿两个花生来,看谁来年的运势好。我说,今年特殊,多放几个花生。姥姥说,那还有什么意思。坚持要按照往年的传统。

 

我和父亲自下午打赌,今晚能不能听到鞭炮。我们每隔一会,就像是怕对方忘了似的,就要再说一遍,我们看,今晚能不能听到鞭炮。母亲说,这样也好,已经很久,一家人没有在同样的空间里,待这么长时间了。电视里播放节目,大家密切地低头看手机。

讨论之后,家里决定,可以喝一点酒。母亲说,你去地下室拿酒。我换上拖鞋,走进黑暗的地下室。打开灯,灯的亮度不够,地下室仍是一片昏暗。杂七杂八的东西堆着,挪不开脚,这边是一箱白菜,那边是一捆蒜苗,我默默说,这都可以抵御核冬天了。

 

怔地一刻,我想不起到地下室的目的。双脚焊在那里。一股奇怪的感觉从后背爬上来,我像是到错了地方,身处异地。昏暗无光,被打蔫的蔬菜和大米环绕的空间里,我意识到我们的不自由,生活在事实上的不正常。

 

我们在坐监牢,看不见的狱吏,不择期的审判。等走到有光的台面上,生活又要恢复正常的样子。酒来了,我拿着酒走到饭桌前。家里没有为喝酒统一意见,每人开一瓶自己想喝的。

还是没能坐到春晚敲钟的时刻。父亲一直说,开车去市里看看,不下车。趁着大年三十,人少,给车加油。家中的女性无一不反对这个想法。最终,母亲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并对安娜说,我去监督他们两人不下车。父亲说,其实你是自己想来。

 

往市区走,下着雨。是母亲先看见路边摆着的菊花。恐怕只是绿化的摆设,父亲说。越往市内开,路边的菊花越多,仍然亮灯的店铺是祭品和寿衣店。母亲说,这应该是湖北习俗,大年三十卖菊花。父亲说,我们说三十烧纸,很少上街买菊花。

 

我们转入加油站的门口,摆着整齐的一排排菊花。最中间,好像摆着一尊佛龛或是雕像。我和母亲努力地想在雨中看清,只见那佛龛缓缓地动了,抬起一把雨伞,底下蹲着守摊的人,穿羽绒服,戴着白口罩。我的冷汗直冒,车里也很沉默。父亲戴上手套和口罩,下车加油。

 

武汉的夜,彻底失去了光。大楼黯淡,矗立高耸的黑铁盒子,冷峻寂静地杵在那里。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也想不起来,有没有听见鞭炮。

第二天早晨,起早,看到禁行令,武汉牌照车辆加油限制,不由觉得昨夜的行径,鬼使神差。听过姥姥的早报,我们决定去小区后的湖边绿道,透气。零星经过的路人,像是躲避动物,互相绕过。路边冒出来许多猫狗,它们毛发整洁,不是流浪的那一群。听人说,家里主人走了,没来得及带走,自己出来寻找生计。

 

宣布封城的凌晨两点,实际封城的早上之间,很多人匆忙出走。我们开始担心自家的狗。传言说,狗在传染这一场疾病。我们害怕它被证实,或是没有被证实之前的强制行动,让我们交出家庭成员。姥姥说,把剩的饺子都喂给它。

时间变得缓慢。封城三日,感觉过去了半个月。多余时间没被用来耕耘,我们好像进入了迟缓衰老的躯壳。

 

武汉人失去了故乡,在汉和不在汉的人都一样。

 

在地,打散成个体,斗室隔离,没有组织,没有集体,要借助媒介和传言,去了解方圆百里。

 

在外的武汉人,开始全国的流亡。在祖国的土地上成为陌生人。

 

一个城市,要为恶意隐瞒的少数人,背负长久的坏名声。湖北,武汉,中部省市不起眼的身份,成了困扰和污点。身份证,牌照,电话号码属地,一条不经意漏出的信息,诞生疏离和驱逐。

父亲说,你们公司似乎有病例了,你认识吗。我只听见母亲说了一句,不会吧。我们收到从昆明来的确认信息。为我们备年货的母亲同事,被认定疑似病例,随后确诊。

 

她发来致歉的信息,要我们速速扔掉年货。母亲说,不要担心,这是天灾,保持心态。她转过身,自我埋怨说,防不胜防。母亲成了密切接触者,上午和下午要报告两次。我们扔掉了同事手工做的饼干和糖果。

 

我说,这好像解释了我的感冒。母亲说,你这么说,我好像有嗓子疼。父亲说,我的四肢酸痛。安娜说,我也乏力胸闷。姥姥说,我要离你们都远一点。

 

姥姥把做操的喇叭放在客厅,现在,也没人抱怨声音大。每个人在客厅做起健身操和拉伸。

 

想起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安哥拉内战,前线采访被围的游击队,在晨光中,走过无人镇,和疲惫的战士一起做健身操,朋友直起肩膀,说道,又活了一日。

 

Another Day of Life.

 

疫区日记:武汉人失去了故乡,在全国开始流亡

大年三十晚的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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