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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陨落“大学之城”:疫情中去世的武汉学者们 #武汉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疫情 #COVID19 #CoronaVirusUpdates #COVIDー19

星辰陨落“大学之城”:疫情中去世的武汉学者们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6楼拐角处的办公室,一周总有三四天,门常开着。这里比一般的办公室宽敞许多,阳光透进来格外明亮。墙边立了两个装满书的大书柜,木桌上常摞着论文。
这是工程院院士段正澄的办公室。独自一人时,他常常伏案而书,有人拜访时,洪亮的腔调会不时传到隔壁的实验室,实验室的研究生们便知道,他又聊至尽兴。2020年1月21日,湖北省常务副省长黄楚平还来过,对他作新春问候。
在研究生们看来,这位86岁的学术老人能活过“百岁”。
“有力、心安、专属于他”,研究生这么形容隔壁传来的声音,如今,这个声音消失了。2月15日,武汉下了一场大雪,“能活过百岁”的段正澄因新冠肺炎去世。
“您这一生求实、求真、勤奋、乐观、助人,创造了太多精彩,演绎了一个传奇。”段正澄的学生、华科党委书记邵新宇获悉噩耗后,如此评价他的老师。
拥有“大学之城”名片的武汉,1500万常住人口中就有百万在校大学生,学者众多。
而在刚过去的冬天里,“传奇”谢幕。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武汉1月23日“封城”后的三十多天里,各大高校至少有6位学者确诊新冠肺炎后逝去,另有8人因病去世,有的人未及确诊新冠肺炎,有的人死于特殊时期未及救治的其他疾病,还有人至今徘徊生死边缘。
讣告一次次出现,特殊时期简单料理后事,没有灵堂,没有告别仪式,哀思静默传递。
星辰陨落“大学之城”:疫情中去世的武汉学者们
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1934-2020)
1

 

“我的世界轰然倒塌”

 

“封城”消息公布时,绝大多数高校学生已经离校。原以为是又一个愉快的假期,不想,到来的是一场大疫,甚至是老师病逝的消息。
公开报道中,第一位因新冠肺炎逝去的学者是54岁的红凌,华科的生物学家。他人生的大半时间都是与各类疾病做斗争,研究与人体重大及稀有疾病相关的基因分子机制。
1月22日,武汉“封城”前一天。红凌在实验室的微信群里提醒同学,“要注意身体。”3天后,他却发病了。
2月5日,红凌确诊,成为当天官方通报新增的369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的一例,住进武汉市协和医院。
短短2天后的深夜,红凌的妻子接到医院通知:他已经走了,殡仪馆很快就会来人,你来看看,只能远远看看。
“我的世界轰然倒塌。”红凌妻子在一封信里写道,“殡仪馆的车很忙,我在楼下等了4个小时,我抬头望着10楼跟你说话,我知道你在附近,肯定看得见我,听得见我。”
几乎同一时间发病的学者有林正斌,华科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
林正斌的同事、同济医院感染科主任宋建新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年前林就开始咳嗽,大年初二入院治疗,很快被确诊了。病毒在其体内触发“炎症因子风暴”,不到一周,林正斌就进入重症监护室,2月10日上午离世,享年62岁。
在同行评价中,林正斌手术一流,是器官移植领域的翘楚。死亡降临时,这位医生流露出从未有过的脆弱。弥留之际,他把最后的希望通过短信发了出去,“宋主任,我上呼吸机了,救救我。”
对华科来说,噩耗一个接着一个。87岁的刘筱娴、41岁的柯卉兵分别于2月13日、2月19日也因病去世。
柯卉兵任职于华科社会学院,致力于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研究,是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从2019年7月开始一直在化疗。原计划,到1月能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他开心地同妹妹约定:“等我病好了,我们就回乡下老家。”
计划突然被中断,柯卉兵不得不停止化疗。妹妹在微博上多次呼喊求助,希望能让哥哥转院或去外地治疗。
没有任何回复,柯卉兵与世长辞。
妹妹在微博上贴出柯卉兵生前的照片。她回忆哥哥化疗时的坚强,也记录去武大一起看樱花的场景。字里行间,是哥哥对生的眷念。
哥哥头七那天,妹妹记录道:我的哥哥回来吃饭吧,今天嫂子和妈妈做了你爱吃的饭菜,你不要害怕不要孤独不要忘记回家的路,我们为你点亮回家的路灯。
2

 

遭受重创的学者家族

 

与他们不同,有些身故的学者,直到现在,家人都没明白他们的死因是什么。
94岁的江汉大学中文系学者徐志雄,2月2日在家里的床上离世。几个月前,他获颁发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在漫长人生的末端,荣誉加持,儿孙满堂,晚年祥和美满。
整个家族却突遭重创。
根据其家人说法,徐志雄夫妇此前长住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离休干部病房。疫情中,病房被征用作隔离病房,两位九旬老人被送回了家。“医院说两位老人当时也发热、肺部疑似感染。”徐志雄的大女儿徐晓慧说,几天后,由于只有母亲一人在身边,父亲在家休克了几回,在悲愤中离世。
徐志雄去世时并不知道,小女儿、武汉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徐晓英已先行一步,1月30日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去世。
徐晓慧回忆,徐晓英从1月24日开始发烧、咳嗽,连续四天,她独自开车接连到五家医院求医,都排不上核酸检测和床位。身在香港的哥哥徐迎桥也是江汉大学学者,他四处打电话找关系,甚至找到武汉市领导,也没能帮上妹妹忙。“那个特殊的时刻,多厉害的人似乎都找不到床位。”徐迎桥叹息。
到了1月28日,徐晓英求助学校领导,才总算住进了医院,然而为时已晚。
当时同样自我隔离的徐晓慧,说到妹妹的死因,“应该算是新冠肺炎吧。”
徐晓英后来发生了什么,徐迎桥只能推测。他一月中旬从武汉到了香港,原本准备出国过春节,结果从1月25日开始也发热咳嗽、头昏无力,在香港的医院隔离。等他意识有所恢复,才知道妹妹已经住进医院。他猜测,一定是确诊了,才能住进去。
病毒侵蚀着这个家族,徐晓慧一家在隔离中,等来了妹妹和父亲的死讯。
徐晓英的女儿远在美国,她想回国,料理母亲的后事。徐迎桥劝住了外甥女,太危险,况且武汉还封着城。
电话里,外甥女哭哑了嗓子。她说自己成宿地梦见母亲,每天醒来,就是不断在家族群里发母亲的照片。
徐迎桥在广州的弟弟,试图开车回武汉奔丧,半路被拦下,未能成行。
“难以言说,就像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但又摸不到的感觉。”徐迎桥哽咽,“母亲现在仍在医院住着,没有一个子女在身旁。”
徐迎桥一家已经康复,他就盼着“封城”结束,他想回家,找到尚不知何处的父亲与妹妹的骨灰。妹妹生前在帮父亲出版诗集,他也想接过来,完成两人的心愿。
更多的逝者,亲人都不愿再想起痛苦的回忆,因而婉拒了采访。少有人知道,去世前的他们在想些什么,是否会记起事业或学生。
星辰陨落“大学之城”:疫情中去世的武汉学者们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图)
3

 

 他们留下了什么

 

可以确认的是,很多学生在这个异常艰难的季节,会想起这些遭遇不幸的老师们。
华科生科院本科生刘茹回忆,办公室和实验室是红凌最常待的地方。办公室在生命科学学院六楼,楼下是一大片草坪,绿油油地冒着生气。工作繁重时,红凌会在办公室里睡觉,屋外枝头上灰喜鹊的热闹也打扰不了。
这一点,华科前校长李培根也印象深刻,他说,红凌很实干,经常就睡在办公室里,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
隔壁就是红凌的实验室,他和研究生在那里开组会。多数时间,他都在这两个房间度过。
红凌给本科生开的课叫《生物化学》,课程总是安排在晚上。在学生的记忆里,倘若18:00刚过,你在东十二的教学楼看到一位身着黄色小马甲,搭条深色的休闲裤,左肩背着方方正正的小包,身材有些微胖的老师,那就是红凌了。
红凌始终早到,等待18:30开课的那段时间,他通常坐在讲台上,一边滑鼠标看课件,一边啃面包。
学生们对他上课的特殊印象是流利的英语和洪亮的嗓门,讲到动情处,会微微闭眼。“生化是门枯燥的课程,更何况红老师带的还是英文班,同学们学习积极性不太高,所以他才会这么努力地想要教好这门课吧。”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林语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红凌2007年到华科任职,两年后被评为楚天学者。他总说,科研很重要,但教书育人同样很重要,一个教授不能光搞科研而不教书。
失去这些学者意味着什么?
红凌的一名学生举了个例子,老师所做的抑制膀胱癌的分子机制的研究和药物开发,可以以更高的效率治疗膀胱癌,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膀胱癌病发患者七八万人,占整个肿瘤病群体的2%。
这些研究成果帮助着许多人。例如段正澄主导研发的全身伽玛刀,是世界上首台大型放疗设备,现今在全国各大医院使用。
学术只是一部分。华科机械学院许多学生都会说,这个老头儿身体硬朗,年逾八旬的段正澄,一米八的个头,头发花白,独自走在校园里,从来不必让人搀扶。他常往学校跑,总觉得不到学院来看看老师学生,就像没尽到责任一样。学生杨哲回忆,“段老说,在家两天就感觉想我们。”
众多追忆段正澄的文字里,有一组数据常被人提起。工作六十余年,他只带了32名博士、6名博士后。他曾说,“我比较挑剔,每个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至少看3遍,不过关就重来。”
邵新宇回忆:1997年在美国,您对我说,“回国,大有作为”;2009年您当选院士,说“这属于学校、学院和团队”;2019年我当选院士,您说“要看到学校和学院发展的危机”。
难以统计出他们教过多少学生,只能看到讣告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他们上过这些老师的课,一起吃过饭,现在学校里的师弟师妹已经和自己相差三十多岁。
4

 

 “好好做人”

 

2月7日,江南芳做了一个梦。梦里,老师刘寿祥康复了,她和其他学生围拢在老师身旁,有说有笑。这个画面很真实,老师还像以前一样,躲在门后面,看自己来了,满脸笑容地出来突然叫一声“嘿”。
早晨醒来,江南芳以为梦预示着老师病情的好转。然而,事情没按她预想的发展。2月13日,凌晨5点,这位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水彩画的领军人物之一因新冠肺炎在武汉去世。
江南芳打开自己的手机相册,寻找着和老师的合影。她把每一张都调成了黑白,发到朋友圈,附上一句“就在心里,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回忆这位老师,江南芳最先想起的还是他的画。她说,老师的水彩画里有光,不是那种来自太阳直射的光,而是通过构图、技法形成的某种力量,就像一个磁场吸引着你。
江南芳回忆,自己读本科时,一旦老师演示作画,周围围满了人。有些人甚至站到桌子上。“我那会儿性格比较内向,不好意思往前挤,常常看不见。”这个遗憾在读刘寿祥的研究生时得以弥补。
如今,江南芳已是湖南某高校的绘画教师,做着和老师差不多的事。这几天,心情慢慢平复了下来,老咂摸着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好好做人,认真画画。”她说,自己初为人师,能做的还不多,先把老师待学生以真、以诚的精神传承下去。
“做人”也是段正澄和学生交流时常提及的字眼。他说,抄袭是个现象,学术造假也是个现象,但不是本质。本质是做人。
有些人还在搏斗。2月底,武汉大学资环学院退休教授赵玉华的女儿发出求救,寻找O型血康复者的血浆救治母亲。更早的2月3日,同为武大学者的赵玉华丈夫何志已因新冠肺炎逝世。
3月1日,赵玉华的女儿诉南方周末记者,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妈妈还在和病毒对峙,呼吸机还没摘,但精神逐渐好起来,“她很坚强”。
刚过97岁生日不久的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大地测量学科开创者之一韩天芑也在病房里。几个月前,他也获颁了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
韩天芑的孙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天前,爷爷发来了短信,“你让他们放心,我一定积极地与病魔抗争。”
更多身在病房里的学者,未能一一确认。
1950年代初,同济大学医学院从上海迁至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定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武汉重要的同济、协和医院体系,俱发端于此。新冠肺炎疫情中,这批大型医院是武汉人的求生希望。
几个月前,段正澄还开着一辆神龙富康,到华科机械大楼上班。皮鞋、夹克、牛仔裤,一身打扮精致十足。沿着南一路行驶,车窗外一排排法国梧桐树缓缓后退。这些梧桐树中有他当初种下的小树苗,它们已枝繁叶茂。
 

截至发稿时止,中国确诊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为3181例,其中武汉市为2436例。星辰陨落“大学之城”:疫情中去世的武汉学者们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茹、林语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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