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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不到半年,遭遇疫情停诊,宋冬雷办的医院怎么办? #武汉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疫情

 面对突发重大传染病,民营医院“先天不足”,不是不想去前线,是没有能力应对。

 

精心筹备的医院开业不到半年,因为疫情停诊了。

 

创业医生宋冬雷教授很着急,不是因为医院没了营收,而是患者追问何时能够手术。

 

作为中国神经外科领域大“IP”,宋冬雷创办的上海冬雷脑科医院并不缺患者。

疫情之下,这名创业医生和”医学界“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

开业不到半年,遭遇疫情停诊,宋冬雷办的医院怎么办?

宋冬雷

 

这些医疗机构日子不好过

虽然停诊,宋冬雷却迎来了一个好消息:上海冬雷脑科医院正式被纳入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单位。

“创业公司影响最大,如果现金流没了、资金链断了,很有可能活不下去。如果资金已到位、业务已走上正轨,眼前2、3个月甚至是半年的困难都可以扛过去。”对于当下疫情对社会办医的影响,宋冬雷作出上述预判。

受疫情影响,部分行业出现裁员、破产等,上海冬雷脑科医院却开始招收神经专科进修医生、技师、护士,以应对复工之后出现的手术量“井喷”。

宋冬雷表示,医疗行业具有特殊性,停诊并不意味着收入的减少,而是延缓。

“我们扛得住,没问题,只是延缓收入。医疗需求是刚需,患者还会回来。有实力、有口碑、有能力的医疗机构不缺市场,现在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社会办医整体冲不上去“有原因”

疫情期间,非公医疗面对当“逃兵”的指责,更有人撰文批评国家限制大医院发展,鼓励社会办医政策。

真实的情况是民营医院并没有当“逃兵”,在武汉当地,多家社会办医医院被征用为定点收治医院。

“参与疫情防治、救灾助难,是为医者的天职、也是本分,这些与公立或非公立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告诉“医学界”。(回顾传送门)

“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面前,社会办医人也必然会挺身而出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无论从医疗规模到专家团队,还是医院的医疗实力,有一大批社会办医院已经足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截至2月17日,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共收到207份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文件回复,其中已直接派出医疗队正在武汉援助的有72家医院,共六批医疗队,共计1034位。

开业不到半年,遭遇疫情停诊,宋冬雷办的医院怎么办?

“医学界智库相关报道读者留言截图

面对突发重大传染病,宋冬雷认为,民营医院“先天不足”,不是不想去,是没有能力应对。

“从医疗整体实力来看,对于重大疾病,目前公立医院属于‘正规军’系列,大多数民营医院属于‘游击队’。但是,无论如何,‘游击队’也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截至2018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比46%;社会办医院数量达到2.1万个,占比63.5%。另一方面,社会办医诊疗量占比不足两成。2018年1-11月,全国医院总诊疗人次为32.3亿,其中,公立医院27.6亿人次,民营医院仅为4.7亿人次。

“社会办医的确很多,多是诊所、专科医院,对付不了传染病。不存在谁能上、谁愿意上的问题,是谁有能力谁上的问题。大型综合民营医院有这个能力,他们都已经冲上去了。”

宋冬雷曾多次主动申请前往武汉一线支援,有关部门均未批准,拒绝的理由是安全第一,不具备传染病防治能力的医疗机构不能去。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社会办医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宋冬雷认为,公立医院肯定是“主力军”,社会办医也是参与防治的“重要力量”。

“如果再出现传染病疫情,冲上去的主力依旧是公立医院,这个格局不容易打破和改变。”

大型综合医院并不是社会办医的主要方向,这决定了面对传染病等重大疾病,社会办医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医保局、中国银保监会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社会办医是公立医疗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主要提供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差异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如果是眼科、口腔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私立医院可以冲上去成为主角。私立医院在重大疾病方面,能力还很弱、很差,最近几年没发展,这块不是方向,投资大而且资源都在公立医院手中难以突破。”

“医疗挤兑”问题不容忽视

 

一直关注“武汉疫情”发展的宋冬雷认为,不应该将目光仅仅聚焦在“公私之争”,应该深思“医疗挤兑”现象发生的原因。

“武汉最大的教训是,最初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失守,患者一窝蜂去大医院,导致更大范围人传人,现在又回到社区分类救治。”

宋冬雷将这个现象总结为:医疗挤兑。

“这不是武汉才有的情况,国家还是继续把资源投入大医院,分级诊疗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大医院依旧是老百姓就医的首选。”

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宋冬雷认为单靠几家公立医院不能应对,应该“大小”分工、“公私”协同,统一到分级诊疗的体系中。

“医疗本身没有公私区别,我们的认知有问题。医疗本质上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在购买服务,效率和质量应该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公私皆有需求,各有各的优缺点,国家应该把纳税人的钱用在最合适的地方。”

一场疫情,让宋冬雷看到很多做不到的事情都实现了:

小区封闭、人人登记、网格化管理—卫生管理落实到社区;

社区门诊、方舱医院、重症定点医院—严格分级有序诊疗;

……

 

“大疫之后呢?会不会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呢?如果体制不改变,下次还是这个问题。”

宋冬雷希望疫情结束之后,不仅仅是歌颂医护人员的伟大,更应该思考如何才能有所进步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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