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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筹备的医院开业不到半年，因为疫情停诊了。
创业医生宋冬雷教授很着急，不是因为医院没了营收，而是患者追问何时能够手术。
作为中国神经外科领域大“IP”，宋冬雷创办的上海冬雷脑科医院并不缺患者。
疫情之下，这名创业医生和”医学界“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
宋冬雷
这些医疗机构日子不好过
虽然停诊，宋冬雷却迎来了一个好消息：上海冬雷脑科医院正式被纳入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单位。
“创业公司影响最大，如果现金流没了、资金链断了，很有可能活不下去。如果资金已到位、业务已走上正轨，眼前2、3个月甚至是半年的困难都可以扛过去。”对于当下疫情对社会办医的影响，宋冬雷作出上述预判。
受疫情影响，部分行业出现裁员、破产等，上海冬雷脑科医院却开始招收神经专科进修医生、技师、护士，以应对复工之后出现的手术量“井喷”。
宋冬雷表示，医疗行业具有特殊性，停诊并不意味着收入的减少，而是延缓。
“我们扛得住，没问题，只是延缓收入。医疗需求是刚需，患者还会回来。有实力、有口碑、有能力的医疗机构不缺市场，现在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社会办医整体冲不上去“有原因”
疫情期间，非公医疗面对当“逃兵”的指责，更有人撰文批评国家限制大医院发展，鼓励社会办医政策。
真实的情况是民营医院并没有当“逃兵”，在武汉当地，多家社会办医医院被征用为定点收治医院。
“参与疫情防治、救灾助难，是为医者的天职、也是本分，这些与公立或非公立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告诉“医学界”。（回顾传送门）
“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面前，社会办医人也必然会挺身而出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无论从医疗规模到专家团队，还是医院的医疗实力，有一大批社会办医院已经足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截至2月17日，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共收到207份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文件回复，其中已直接派出医疗队正在武汉援助的有72家医院，共六批医疗队，共计1034位。
“医学界智库”相关报道读者留言截图
面对突发重大传染病，宋冬雷认为，民营医院“先天不足”，不是不想去，是没有能力应对。
“从医疗整体实力来看，对于重大疾病，目前公立医院属于‘正规军’系列，大多数民营医院属于‘游击队’。但是，无论如何，‘游击队’也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截至2018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比46%；社会办医院数量达到2.1万个，占比63.5%。另一方面，社会办医诊疗量占比不足两成。2018年1-11月，全国医院总诊疗人次为32.3亿，其中，公立医院27.6亿人次，民营医院仅为4.7亿人次。
“社会办医的确很多，多是诊所、专科医院，对付不了传染病。不存在谁能上、谁愿意上的问题，是谁有能力谁上的问题。大型综合民营医院有这个能力，他们都已经冲上去了。”
宋冬雷曾多次主动申请前往武汉一线支援，有关部门均未批准，拒绝的理由是安全第一，不具备传染病防治能力的医疗机构不能去。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社会办医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宋冬雷认为，公立医院肯定是“主力军”，社会办医也是参与防治的“重要力量”。
“如果再出现传染病疫情，冲上去的主力依旧是公立医院，这个格局不容易打破和改变。”
大型综合医院并不是社会办医的主要方向，这决定了面对传染病等重大疾病，社会办医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医保局、中国银保监会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社会办医是公立医疗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主要提供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差异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如果是眼科、口腔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私立医院可以冲上去成为主角。私立医院在重大疾病方面，能力还很弱、很差，最近几年没发展，这块不是方向，投资大而且资源都在公立医院手中难以突破。”
“医疗挤兑”问题不容忽视
一直关注“武汉疫情”发展的宋冬雷认为，不应该将目光仅仅聚焦在“公私之争”，应该深思“医疗挤兑”现象发生的原因。
“武汉最大的教训是，最初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失守，患者一窝蜂去大医院，导致更大范围人传人，现在又回到社区分类救治。”
宋冬雷将这个现象总结为：医疗挤兑。
“这不是武汉才有的情况，国家还是继续把资源投入大医院，分级诊疗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大医院依旧是老百姓就医的首选。”
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宋冬雷认为单靠几家公立医院不能应对，应该“大小”分工、“公私”协同，统一到分级诊疗的体系中。
“医疗本身没有公私区别，我们的认知有问题。医疗本质上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在购买服务，效率和质量应该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公私皆有需求，各有各的优缺点，国家应该把纳税人的钱用在最合适的地方。”
一场疫情，让宋冬雷看到很多做不到的事情都实现了：
小区封闭、人人登记、网格化管理—卫生管理落实到社区；
社区门诊、方舱医院、重症定点医院—严格分级有序诊疗；
……
“大疫之后呢？会不会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呢？如果体制不改变，下次还是这个问题。”
宋冬雷希望疫情结束之后，不仅仅是歌颂医护人员的伟大，更应该思考如何才能有所进步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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