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到港大，我亲眼见证了香港大学的民主病”

 

大家还记得刘丁宁吗？

 

对，就是那位被港大开出4年72万港币全额奖学金丰厚条件录取的2013年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

 

向往北大的她，当年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选择了港大，但仅一个月后，就毅然决定离开港大，回本溪高中复读，重新高考。

 

彼时，无数网友对她的决定表示不理解：

 

 

然而，如今看到，却俨然是另一番景象了。

 

知乎上的网友们再次把2015年充满争议的问题翻了出来。一个非常简短的回答获得了高赞：

 

“时至今日，再看这个问题，不能不说，这个孩子智慧。”

2018年刘丁宁北大中文系毕业，之后被北大成功保研，目前硕士在读，继续在博大精深的国学中遨游。当年的选择正如她自己所说，只是遵从了内心的直觉，绝对预测不到如今的种种，但不得不说的是，当示威者们用破坏来诠释对自由的追求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毁掉什么。

 

香港高校曾一度包揽大陆的各省状元，连北清在媒体的报道中都一度沦为“二流学校”，而如今香港的各个大学，已经成为一个个示威的基地，香港本土的很多学生，也在这场混乱中化身成示威者的主力军。

 

 

今天看到一篇2014年香港内地生的文章，感慨颇多，其中种种细节像预言般透露出，那些如今看起来极端的“自由主义”行为，或许一早就埋下了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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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明珠逗士

作为一名曾分别在北大和港大就读的内地本科生，回想我在港大三年的求学经历，也正印证了这样一句话：港大，想说适应不容易。

6年前，我作为北大的委培生进入港大学习。首当其冲的冲击，并不是之前预期的生活上的水土不服，而是学习上的困难。

因为，港大并非所有课程都是全英文教学，其中文学院开设的课程多为粤语教学，每门课程对应的“Tutorial”导修课上的助教讨论更是如此，这种初始的语言障碍，会令人很焦虑，学业上的挫败感会油然而生。

不过，我认为港大的HALL（舍堂）文化，也是才真正是许多内地同学感到难以适应的地方。

港大超洗脑的dem beat

强烈建议点开视频感受一下

内地本科生在港大第一年的住宿是有保证的，但此后能否继续在舍堂住下去就要看个人的表现和造化了。许多同学都很感慨：“在来港大之前，从没想过会面临着从学校宿舍被赶走的危险。”

在港大，每间舍堂的文化都不一样。

如有的舍堂比较严酷，对舍员的各方面控制和要求较多；有的新舍堂文化还没充分形成，相较而言对个人的约束管制较少。你要是运气好被分到自己喜欢的一间堂，接下来的一年会过得顺心些。

我入学那年，港大共有十三间舍堂，分别是：大学堂、圣约翰学院、何东夫人纪念堂、利玛窦堂、太古堂、李国贤堂、伟伦堂、利希慎堂、利铭泽堂、施德堂、马礼逊堂、李兆基堂和孙志新堂。

舍堂都有自己的学生会，每年学生会的年审都会评估舍员对舍堂的贡献度，以决定其下一年的舍位是否予以保留。

贡献度一般通过舍员对舍堂活动的参与度、舍堂间各类比赛中争取到的荣誉奖项以及在舍内的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评定。舍堂活动包括文化类（辩论、戏剧、歌舞、合唱和桥牌等社团）、体育类（球类、田径和游泳等社团）以及其他类。

如果一年下来，你太过潜水以至于被认定为可有可无的话，学生会年审时就会“踢”掉你（Quit Hall），让你卷铺盖到校外租房去。

所以内地同学参加舍堂社团和活动时必须要认真对待，不能随便溜号，才有望保住下一年的舍位。这也就意味着，各类社团活动将占用你大量的学习时间，这对于很多一心想在港大专心念书的内地同学来说，是特别苦恼的。

举例说，我参加的曲棍球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训练2个小时，队友间相互监督考勤，督促彼此“搏尽”（港大舍堂最为崇尚的一种态度），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对学习时间和期末的GPA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话说回来，你即便参加了一堆社团，勤勤恳恳地去参加舍堂活动，也有可能一分贡献度没拿到，或是因为与楼友没相处好而被踢出舍堂。这里的关键，在于你参加的社团能否在舍堂搞出声色，取得成绩。

舍堂生活中，最让人不适应、甚至让内地同学非常反感的就是各类活动，因为对舍堂活动的参与度是一项硬指标。很多活动都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是否喜欢。但要是经常不参加，就会成为当地学生眼中不合群的人。

我刚入舍堂那个学期，差不多每星期都有4-5个晚上的时间分配给了舍堂的各种活动。但与此同时，我的课程是从上午8点半到下午6点半，经常是上完最后一堂后就急急忙忙吃晚饭，然后赶回Hall参加高强度训练，以帮助舍堂争取Malayan Cup的上佳成绩。

有的舍堂活动还经常延续到凌晨2-3点，第二天早上我又要赶早起床，整个人非常疲惫，曾经有一段时间感觉都快崩溃了。

因为实在没法支撑下去，最后我还是退出了个别社团，舍堂活动也参加的少了。在承受被踢走的风险与保住自己的GPA（绩点）之间做出了选择。

一般而言，当地生很少能够理解内地文化地域的多元性，经常用有限的刻板印象，去硬套到所有的内地同学身上，结果自然是啼笑皆非。

更让人无奈的是，当地生大都是夜猫子，经常熬夜，半夜三更却总是召集楼友通宵开楼会。这些楼会的话题包括：学生会换届大会上该如何来发起动议来维护香港社会民主，迎新营应该增加哪些整蛊项目来玩残新人，甚至连每个人的感情隐私都要拿出来讲，还美其名曰“兄弟会”分享。

强忍着睡意参加这些会议的我，慢慢体会到了这其中冗长的发言和争辩是多么无聊和没有意义，但即使你保持沉默，也免不了会被攻击，被排挤，或被扣上一顶“无归属、不合群”的帽子。

以对舍堂文化的忠诚度为准绳，我们经常会被要求参加各式缺乏意义的活动：

如半夜一起爬到太平山顶高呼舍堂口号，或舍堂之歌（通常伴以一整套肢体运动），或是夜晚下到西环疯玩撒欢。

夜深人静两三点街坊四邻正准备休息时，要我们一起在街上惊声尖叫制造各式噪音。

游荡在校园里要求每个人在港大门口问10位路人港大怎么走，诸如此类无厘头的事。

（港大圣约翰学院亦爆出20多人集体向一名干事会参选人下体滴蜡）

如果你对此表示不认同，或是不愿意参加此类活动，很快就有一群舍友来你的房间夜访，主题通常是对你进行舍堂文化的洗脑教育。

碰上心直口快的内地同学时，双方常常会陷入激烈的争论中，实在说不过，则动辄以quit hall为要挟或是直接的谩骂和压制。

可能是我比较敏感的缘故吧，常常会感觉到不少香港学生潜意识里有种救世主式的倾向，觉得我们内地同学都是被洗脑的，之前都是过的很可怜的生活，就像需要被拯救的迷途羔羊。

（40多人竞选学生会，只有大陆女生叶璐珊被反复调查，其中一个反对的理由是她戴过红领巾）

这一类冲突和不适应，给港大舍堂里的内地同学和香港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根本性的隔离。即便是像我这样一个会说流利粤语的人，也还是常常会在与当地生的沟通交流中，感到彼此间横亘着一堵无形障壁。

如果你想改变现状去尝试融入到当地生的社交圈子里去，如同我曾经试过的，即便最终你如愿以偿了，内心可能还是不那么畅顺、舒服。

因为从众的前提，往往需要你失去基本的判断能力，或者不在特定的事情上注入过多的情感。一旦你有判断力，去质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当地生就会因此疏远你。我们那年同一层楼总共7个内地同学，最后被舍堂学生会踢掉了5个。

港大另一方面让人不容易适应的，是校园里的“泛民主”气氛，尤其是以港大学生会为代表的“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思潮举动。

在很多香港学生眼中，对政府、校方的反感反对都成了政治正确。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一些港大学生会嚷着“占领中环”，参加各种反对政府的集会活动。

于是乎，我们一群内地同学，即便你是属于“政治冷感”，或是更为关心自己GPA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实习、交换项目和就业机会的沉默少数，也都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连保持沉默的自由也被夺去。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港大的课堂成绩大多是曲线分布，也就是一门课里限制了多少人拿A，多少人拿B。所以一旦内地同学大量出现在某门课里，当地生也就没多少希望拿A——

因为我们这些内地学生，通常都是“高分王”。港大有个海外大学交流项目，海外名校的交流机会也多数被内地同学包揽……

所以会常听到当地学生说 “又比啲mainland屈咗机”（被内地生占便宜了）。

（图为香港中文大学前学生会会长周竖峰，视频中辱骂内地学生支那人）

现在，我已经回到内地工作。对港大的3年就学经历，我也曾扪心自问：后悔吗？不，我不后悔。我仍然认为，港大是一所好学校，但并不一定适合每位想去求学的内地同学。

毕竟，香港的社会政治环境与内地差别很大，在很多观念做法不认同的情况下，初来乍到的内地同学是很难去融入适应的。

因此，当香港的名校频频甩出高额奖学金吸引内地省份的状元们报考时，在作出选择之前，我觉得状元们的确得仔细想一想：去港大，你真的做好足够的准备了吗？